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重大挑战：今年7月，国外某人工智能前沿模型自主入侵开源平台的服务器，窃取了基准测试的答案密钥；不久前，另一国家领导人公布某人工智能前沿模型侵入该国政府有关部门网站。与此同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也正在经历历史性跨越，从共识形成进入制度建构阶段。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7月6日，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召开；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同期在上海成立。9月中旬，中美两国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举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政策之窗已经打开，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制度建构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治理机制碎片化，规则约束力不足。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多种机制重叠交叉的格局。“广泛包容”与“规则有效”之间的矛盾始终难以破解。大国治理立场分化，阵营化风险上升。个别技术领先国家将“赢得人工智能竞争”视为维护其全球科技霸权和所谓“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对外利用出口管制、资本脱钩等竞争性政策，试图以生态锁定替代治理协调，加剧了人工智能治理阵营化的风险。智能鸿沟持续扩大，资源失衡与文化失语叠加。算力、数据、模型、人才等人工智能核心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少数科技巨头，“全球南方”国家既缺乏自主技术底座，又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结构性缺位”状态。

针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现状，我国主张直面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时代之问”，以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的大系统思路，构建了由发展观、安全观、价值观、治理观相互支撑的完整框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系统完整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的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避免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的主张，积极回应了国际期待。我国一贯主张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实践，需要明确优先顺序、区分轻重缓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新的机制依托。国际社会期待新生的多边机制坚持开放包容、循序渐进，在“安全评测互认”的技术性框架和“开源模型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推进，形成可量化的能力建设成果。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难以由单一机制包揽，技术标准、评测互认等专业性议题可更多依托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各国研究机构对接解决，高敏感议题则有赖大国双边和小多边渠道协商处理，各类机制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从而形成全球治理的整体合力。

来源： 求是网